朱镕基

朱镕基
2000年10月攝於韓國
第5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任期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98年3月17日—2003年3月16日
副总理	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
秘书长	王忠禹
前任	李鹏
继任	温家宝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排名第五 → 第三）
任期 第十四、十五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92年10月19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五 → 第一）
任期 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91年4月8日—1998年3月17日
总理	李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任期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93年7月2日—1995年6月30日
总理	李鹏
前任	李贵鲜
继任	戴相龙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
任期 1989年8月1日—1991年4月13日
副职	自己（书记兼市长）
前任	江泽民
继任	吴邦国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任期 1988年4月25日—1991年4月29日
书记	江泽民 → 自己 → 吴邦国
前任	江泽民
继任	黄菊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字	長庚
出生	(1928-10-23)1928年10月23日 中華民國湖南省長沙府長沙縣安沙鄉和平村
逝世	2026年8月12日(2026-08-12)（97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籍贯	湖南长沙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	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958年1月開除） （1978年12月恢復）
配偶	劳安 （1956年结婚—2026年結束）
儿女	朱云来（子） 朱燕来（女）
父母	朱寬澍（父） 張氏（母）
学历	清华大学
职业	政治家、电机工程师
专业	电机工程
签名

朱镕基（1928年10月23日—2026年8月12日），字長庚，湖南长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电机工程师，原正国级领导人；曾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总理等职务；被选为第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任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位院长。

生平

早年经历

1928年10月23日，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棠坡，父母早亡，在其家族興辦的時中學校接受幼年教育。

抗日戰爭時期，朱鎔基曾先後就讀於國立第八中學永綏分校、長沙市楚怡中學。1947年，他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在上海考入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修電機製造專業，並於入學後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先後被推選為班長及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1948年冬季，他在就讀期間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院校青年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並於同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朱鎔基於大學本科畢業後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1952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作为100余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之一，熟识经济的朱镕基随马洪、安志文等人来到国家计委工作。在国家计委，朱镕基起初担任燃料动力局的组长，负责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担任组长，负责综合处工作。随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后来，因张玺患癌症，朱镕基同时兼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担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

右派与劳动生涯

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後各機關開展「大鸣大放」。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的朱鎔基，因擔任計委黨組領導秘書，在同事勸說下帶頭提出意見。隨著同年10月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鬥爭」，他的言論被重新審視。1958年1月，他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由於其業務能力深得計委領導的器重，國家計委對他的處分決定亦顯得較為溫和：撤銷其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職務、行政級別調降兩級、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

1958年至1962年期間，朱鎔基被安排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擔任教員，負責教授數學、物理與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 隨著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会」並對部分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朱鎔基雖未摘掉「右派」帽子，但獲准恢復工作。他被調回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擔任工程師，在此崗位上工作直至1969年為止。国家计委党组始终没有将朱镕基下放。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各部委機關受到嚴重衝擊。1970年，朱鎔基被下放到位於湖北省襄樊市的國家計委「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在該集體農場的五年時間裡，朱鎔基深入中國底層農村社會，從事高強度的農業體力勞動，包括種植小麥、棉花與水稻，並擔任過牲畜飼養員、放牧員及炊事員等職務。這段基層勞動經驗，使其對中國農村的實際經濟狀況與農民生活有了深刻的實地體會。

1975年，隨著中央政策調整，朱鎔基得以返回北京，其組織關係雖保留在國家計委，但實際被分配至位於河北省廊坊市的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內從事技術工作，先後出任辦公室副主任及副主任工程師。在任期間，他親自帶領並培訓一支青年徒工隊伍，從基礎的攀爬電線桿技術開始，逐步提升團隊專業技能，直至成功主持安裝22萬伏特特高壓輸電線路及11萬伏特變電站工程。

平反复职

1978年，朱镕基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組織部纠正了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朱镕基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恢复了朱镕基的职务。時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與主任康世恩賞識其才幹，邀請朱鎔基重返國家經委工作。當時的國家經委係由國家計委拆分而來，正急需具備技術與經濟專長的官員。

1986年2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左二）率团参加欧洲管理论坛

1979年至1982年，朱镕基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直到1987年初赴上海任职。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政上海

1987年11月1日，朱镕基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朱鎔基為上海市市長。1989年8月，隨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鎔基接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並繼續兼任市長，直至1991年4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調往北京。

朱鎔基上任初期，上海面臨嚴重的基礎設施老化、財政負擔沈重及市民居住擁擠等問題。對此，朱鎔基採取務實作風，強力推動解決「菜籃子」、副食品供應、城市交通與市民住房等三大民生工程， 他推動建設了黃浦江大橋、上海地鐵一號線等重大基礎設施（亦即“94专项”的一部分）。在官僚體制治理上，他主張「鐵腕治吏」，嚴厲打擊貪腐，被媒體譽為颳起「廉政風暴」；在面對投資審批繁瑣問題時，他強力推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聯合辦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風格果斷、常敲桌子催促，獲得了「朱一敲」的綽號；在經濟領域，他推動上海傳統工業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並提出「上海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理念。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期間，上海亦出現大規模抗議示威、學生絕食及工人罷工。根據《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朱鎔基在應對危機時採取了相對溫和與理性的態度。他於6月8日發表電視講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明確表示上海不同於北京，反對調動軍隊進駐上海，而是依靠組織工人糾察隊來維持秩序、疏導交通，成功避免了流血衝突與矛盾激化。

受六四事件影响，中國改革开放面臨國際制裁與國內保守思潮的雙重壓力， 在此背景下，朱鎔基積極向鄧小平及中共中央爭取開發浦東的政策支持。1990年4月，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朱鎔基親自兼任浦東開發小組組長。與此同時，為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朱鎔基頂住政治風險，拍板籌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1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家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並於12月19日開始營業，標誌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重新啟航。

自1988年至1994年，已退休的邓小平連續七年帶家人前往上海度過春節。在朱鎔基主政上海期間（1988年至1991年），他每年均負責接待鄧小平。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上午，鄧小平在朱鎔基陪同下，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樓的旋轉餐廳。俯瞰上海市容時，鄧小平對朱鎔基及上海市領導班子發表談話，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這被視為後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前奏與預演。

受到邓小平談話的鼓舞，朱鎔基隨後在多個場合將1991年定調為「改革年」，並借用曹操《短歌行》中的詩句表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這一改革姿態引發了黨內保守派的警惕與不滿，部分反對輿論甚至私下將其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报》於1991年春節期間，連續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

• 2月15日（大年初一）：《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 3月2日（元宵節）：《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
• 3月22日：《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一些》
• 4月12日：《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

這些文章大力宣傳邓小平的最新改革思想，呼籲打破思想僵化、推進市場化改革。該系列文章由時任《解放日报》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編凌河等人撰寫，而背後的強力政治支持者和審閱者正是朱鎔基。此舉隨後引發了北京《求是》、《光明日报》、《当代思潮》等保守派媒體的激烈反撲，展開一場長達數月的思想理論界大論戰，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後才告結束。

副总理生涯

1991年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工业领域，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成为副国级领导人。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治理整頓的關鍵時期，工業生產效率低下，企業效益滑坡。朱鎔基上任後，迅速展現其雷厲風行的工作風格。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明確了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打破了黨內關於「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中共改革派隨之佔據主導地位。同年6月，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協調，中央將國務院生產辦公室擴充為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朱鎔基出任主任、黨組書記，主管全國工業和貿易經濟。

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時年64歲的朱鎔基實現了中共政壇上罕見的「政治跳躍」：他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直接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正式成為正國級領導人。這一破例提拔被外界視為鄧小平及中央高層對朱鎔基經濟治理能力的極大肯定，也確立了他在中央負責經濟工作核心幕僚的地位。朱镕基“三级跳”由中央候补委员直升政治局常委，对其“入常”不乏反对声音，但邓小平称：“我们党現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現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1993年3月29日，在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朱被任命為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黨組副書記，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此時，總理李鹏因身體原因（心臟病發作）一度請假休養，朱鎔基實際頂上負責國務院的全面工作，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泽民領導中國經濟決策。同年6月，面對中國經濟過熱、通膨率逼近20%、金融秩序混亂的嚴峻局面，朱鎔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上任後立即頒布「十六條」宏觀調控措施，強力整頓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違規拆借資金，成功控制了過熱的貨幣投放，該兼任職務一直持續至1995年6月。

清理三角债

1991年，剛就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面臨的首要難題，便是全國國有企業之間嚴重的「三角債」危機（即企業之間連環拖欠貨款，導致資金周轉完全停滯）。當時全國三角債總額已高達幾千億元人民幣，嚴重威脅經濟運行。

為此，朱鎔基親自趕赴全國債務最集中的東北三省，坐鎮一線進行現場清欠。他精準指出「三角債」根源在於固定資產投資缺口過大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並隨之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腕措施。國務院先後注入專項清欠資金，強制要求各級銀行和企業限期清償。在強力推動下，僅用了26天，東北地區的連環債務鏈便被打破，隨後推廣至全國。

海南房地产泡沫

主条目：海南房地产泡沫

1992年至1993年間，受鄧小平南巡講話激勵，海南省及珠三角地區出現了空前的「房地產熱」。無數投機資金與國有銀行信貸湧入海南房地產市場，導致海口、三亞等地房價在短期內暴漲數倍，泡沫經濟跡象極為明顯。1993年6月23日，朱鎔基發表針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講話，果斷祭出鐵腕手段，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和信貸盲目進入房地產業。次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時稱「十六條」），實施極為嚴厲的緊縮銀根政策。

隨著中央宏觀調控令下，盲目流向海南的投機資金一夜之間撤離，海南房地產泡沫隨即破裂。此舉雖然導致海南等地留下大量「爛尾樓」和銀行壞帳，但成功遏制了全國範圍內更具破壞性的惡性資產泡沫，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

分税制改革

1994年，在朱鎔基的主導下，中國國務院一口氣推出了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等六個方面全方位體制改革，試圖徹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框架。在財稅制度改革方面，朱鎔基強力推行「分稅制改革」。此前，中國實行的是地方財政大包乾制，導致「中央財政日漸入不敷出，地方財政過於膨脹」的「弱中央」局面。分稅制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如增值稅按75:25分成），並設立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稅務局兩套系統。

這一改革成功扭轉了中央財政的被動局面，使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不到30%大幅提升至50%以上，增強中央進行宏觀調控和區域協調的財力。然而，分稅制也帶來了深遠的副作用：由於財權上收而事權留給地方，導致基層地方政府財政吃緊。為填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後期逐步轉向依賴經營城市和出讓土地，在客觀上催生了後續數十年的「土地財政」與高房價現象。

金融体制改革

在金融體制改革領域，朱鎔基著力打破過去國有銀行作為「地方官員和官商提款機」的舊格局。他推動將中国人民银行真正轉變為獨立行使職能的中央银行，負責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同時，將原有的國有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並陸續成立了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銀行」，將政策性貸款任務與商業化營運剝離，初步構建了現代金融體系。

在涉外經濟上，朱鎔基於1994年1月1日果斷取消了人民幣匯率官方與市場的「雙軌制」，實現匯率併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舉大幅促進中國的出口貿易。與此同時，國內物價雙軌制的取消與市場接軌，也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此前官員利用調撥物價差價進行特權尋租與「倒買倒賣」的空間。

朱鎔基在主管經濟工作及擔任副總理期間，面對極其錯綜複雜的利益阻力，以雷厲風行、絕不妥協的強硬作風著稱。他所推動的系列改革雖然伴隨著國企下崗潮、地方財政壓力等巨大的社會陣痛，但也成功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騰飛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因其在經濟領域的鐵腕手段，他被西方媒體及國內外學界廣泛冠以「經濟沙皇」（Economic Czar）的名號。

总理生涯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第九届全国人大期间)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访美期间在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

1997年9月19日，69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順利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由第五上升为第三，仅次于江泽民和李鹏。1998年，朱镕基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接替十年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任至2003年3月，是江泽民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时的第二位政府首脑。形成「江朱體制」，成為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中主管經濟與行政體制改革的最高首腦。1998年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確立了「科教興國」的國家戰略軸心。1998年4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998年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1998年5月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同年夏天中國爆發歷史罕見的九八特大洪災，朱鎔基多次親臨抗洪一線，並嚴厲斥責部分工程為「豆腐渣工程」，隨後全面收緊並強化三峽工程及全國基礎設施的質量審查制度。

朱鎔基在副總理及總理任內，高度重視專業化、國際化的文官體制建設，大力提拔並重用一批具備現代金融、經濟管理才幹的技術官僚，其中，王岐山被視為受朱鎔基提拔的標誌性人物。朱鎔基敏銳察覺到王岐山在處理危機與金融實務上的卓越能力，先後任命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廣東面臨巨大的外債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危機（如粵海集團、廣信事件），朱鎔基於1997年底特批王岐山「空降」廣東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長，成功化解了可能引發連帶金融海嘯的債務危機。隨後，王岐山進京出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其仕途軌跡深受朱鎔基的賞識與重托，被廣泛視為朱鎔基在財經領域的得意門生與恩師關係。

除王岐山外，朱鎔基財經班底中的多位核心成員亦在其麾下嶄露頭角並獲得重用。在朱鎔基主持1994年「分稅制改革」期間，樓繼偉作為核心智囊財政設計師深受器重。朱鎔基出任總理後，隨即於1998年將其提拔為財政部副部長，主導建立現代財政預算與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周小川則憑藉對現代貨幣政策與國際金融規則的深刻理解，在朱鎔基任內先後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並於朱鎔基卸任前夕的2002年12月接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承接了朱鎔基時代奠定的金融體制改革框架，成為日後任期最長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金融危机

主条目：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以廣東省所受的經濟與金融衝擊最為嚴重。當時廣東省內諸多地方金融機構，如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司、汕頭商業銀行等，因長年盲目擴張及房地產泡沫破裂，先後陷入嚴重信用與債務危機， 這導致對其擁有大量債權的香港及外資銀行不得不計提龐大呆壞帳準備，嚴重侵蝕盈利，廣東本地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甚至一度飆升至50％以上。外資金融機構對此產生恐慌，群起暫停對中資企業與地方「窗口公司」的新增貸款，引發嚴重的外資抽逃與信任危機。

面對隨時可能蔓延至全國的金融崩潰風險，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採取鐵腕手段進行定向拆彈。1998年，朱鎔基緊急部署「金融救火隊」南下，指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肖钢兼任人行廣東分行行長，並調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分管金融，全力協助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长春處置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與大型國有企業。

在處置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的「廣信案」時，朱鎔基展現了極大魄力。他堅持市場經濟與法治原則，拒絕由中央財政或人民銀行出資為其償還外債，打破長期以來外資誤以為中國政府會為地方國企債務「無限兜底」的隱性擔保預期。1999年1月，廣信宣告破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家破產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震動國際金融界。與此同時，另一家省屬巨型涉外企業「粵海集團」則在王岐山的主導及高盛公司的協助下進行債務重組。經過艱難談判，新粵海實現資產重組，總資產調整為483億港元，總負債降至339億港元，資產負債率優化至67％，財務狀況得到根本性改善，成功化解了粵港兩地的連鎖金融震盪。

為了防範基層金融機構倒閉引發社會動盪，朱鎔基實行「劃清界線、分頭負責」策略。針對境內一般民眾的儲蓄存款，广东省人民政府以未來地方財政收入作擔保，向人民銀行申請了38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借款用於墊付，利息按人民銀行基準利率計算；隨後，人民銀行又向廣州分行追加撥付70億元人民幣的再貸款額度，專門處置人民銀行過往自辦地方金融機構所遺留的歷史包袱。在中央的強力支持與地方的雷厲風行下，截至2000年10月，廣東省政府在全省範圍內合共重組並關閉了1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含1063個分支機構）、16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及其14家辦事處、國投下屬的48家證券營業部，以及高達843家農村資金互助會，徹底清除了長期積壓的基層金融毒瘤，穩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底座。 。

九八抗洪

主条目：1998年中国水灾

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洪水的最高水位

1998年夏季，中國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爆發特大洪災，給長江中下游及東北地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失。自該年6月份起，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暴雨連綿不斷，長江遭遇八次洪峰疊加，形成了自1954年以來最為凶猛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根據官方統計，全國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遭遇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高達2.23億人，因災死亡人數達4,150人，倒塌房屋497萬間，農作物受災面積高達2,120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660多億元人民幣。

在這場災難中，朱鎔基多次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部署抗洪搶險工作，並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嚴防死守、確保大堤安全」的決策，緊急調動包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在內的數十萬軍民奔赴抗洪第一線。

然而，此次特大洪水也如同一面鏡子，無情地暴露出了部分地方水利工程建設中存在質量低劣、貪污腐敗等深層次問題。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長江大堤四號閘口突然發生重大決口事故，洪水直逼九江市區，形勢萬分危急。8月9日，朱鎔基緊急飛赴九江災區一線視察。當得知該段大堤在修建過程中存在偷工減料、主體結構竟充斥著竹條與木屑而非鋼筋、以致新築防洪大堤在洪峰面前不堪一擊時，朱鎔基震怒。他在面對地方官員時公開斥責該大堤是「豆腐渣工程」，並由此創造「豆腐渣工程」一詞，成為日後中國社會形容劣質基建的代名詞。

朱鎔基隨即下令徹查九江決口背後的腐敗鏈條與瀆職行為，多名涉案地方官員和建造商隨後被依法查處。此事件隨後引發了中央政府乃至全社會對於「圍湖造田」、「過度開發」等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刻反思。國務院隨後制定並實施了「平垸行洪、退耕還湖、移民建鎮」的十二字方針，開啟了中國水利建設由單純「與水爭地」向「人水和諧」的重大戰略轉型，同時大幅收緊了全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審計與監督機制。

打击走私

主条目：远华案

在實現中國經濟軟著陸後，朱鎔基將施政重點之一轉向全面整頓市場秩序與懲治腐敗。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沿海地區走私活動猖獗，嚴重蠶食國家稅收並衝擊國內產業。為此，朱鎔基在任內發動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走私運動。

199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全國反走私工作會議，朱鎔基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必須採取斷然措施遏制走私狂潮。在這次會議推動下，中央實行了重大體制變革，全面切斷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與經商辦企業的關係，要求其集體退出商海。同時，國務院組建專職的緝私警察部隊，實行海關與地方雙重領導，從體制上堵塞走私漏洞。

在案件查辦方面，朱鎔基採取親自督辦了多起震驚中外的特大案件。首先是1998年爆發的廣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該案涉及地方黨政高層、海關、邊防機關與走私集團勾結，涉案金額高達110億元人民币。朱鎔基對此案採取嚴厲徹查態度，最終導致包括湛江海關原關長曹秀康、湛江市委原副書記陳同慶在內的多名官員被法律嚴懲，數人被判處死刑。

隨後爆發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更是被定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牽涉面最廣的走私犯罪案件。以賴昌星為首的遠華集團，在廈門關區走私汽車、成品油、植物油與化工原料，涉案案值高達人民币530億元，偷逃稅款高達300億元。面對案情錯綜複雜、牽連眾多省部級與廳局級官員的巨大阻力，朱鎔基親自指示調集數百名人員組成中央420專案組進駐廈門。朱鎔基曾公開表示，無論涉及什麼人，都要一查到底，哪怕反腐敗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遠華案的嚴厲查處，最終導致數百名涉案官員落網，多名高官被判處重刑或死刑，主犯賴昌星雖遠逃加拿大，但也在後續引渡程序中被追訴。

政府機構改革

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朱鎔基任內推動了堪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機構面臨臃腫龐大、職能重疊、財政負擔沉重以及政企不分等頑疾，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深化。朱鎔基就任總理後，隨即將「精兵簡政」與政府職能轉變視為施政的核心突破口。。

1998年3月，朱鎔基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以極大的政治魄力宣示了「大刀闊斧、誓死一搏」的改革決心。他明確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門必須率先垂範，國務院系統的總人數必須縮減一半。在高級領導職數方面進行「消腫」，副總理人數由原先的6人裁減至4人，國務委員由8位精簡至5位，副秘書長則由10位減至5位。在朱鎔基的強力鐵腕推進下，截至1998年年底，國務院機關總人數成功由3.3萬人銳減至1.6萬多人，順利達成裁員半數的預期目標。隨後的2000年，改革進一步深化，原有的10個國家局被撤銷了其中的9個。

在此次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組成部門進行脫胎換骨式的重組，共有15個部委被不再保留，被裁撤或重組的部門包括：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國內貿易部、郵電部、勞動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以及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企改革

當時的國有企業面臨嚴重結構性危機，普遍存在冗員過多、人浮於事、生產效率低下、資源浪費驚人以及債台高築等問題，導致大面積虧損。至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不良貸款（包括逾期、呆滯、呆帳）估計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財政學界與決策層普遍擔憂，若繼續由國家財政單向為虧損國企進行無底洞式的注資，將徹底拖垮整個金融與銀行系統。對此，朱鎔基採取了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務院機構改組。在國企改革的整體戰略上，政府停止了過去雨露均沾式的扶持政策，轉而集中資源支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骨幹國有企業，致力於在全球市場中培養世界級企業，例如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工商銀行等行業巨頭，進而重塑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版圖。

“抓大放小”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要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其核心方針被概括為：「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在「抓大」方面，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掌控關係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重點企業，將資源向最大型、最具市場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傾斜，並將其改組為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由中央直接或間接實施戰略控制。為此，國務院特別指定了寶鋼集團、海爾集團、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四川長虹等六家骨幹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力求使其在2010年前進入「世界500強」行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隨即遵循中央模式，紛紛擬定地方版重點扶持名單。「世界五百強」在當時成為各級政府與各大國企彼此競爭、衡量政績的重要標桿。 在「放活小的」方面，中央將數以萬計、經營業績不佳、非關國家經濟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直接推向市場。政府允許並鼓勵這些中小國企採取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或向民間資本與外資出售等多種形式進行產權改革，對於徹底失去生存能力、資不抵債的企業則依法予以破產清算。這一舉措迅速激活了民間資本，但也導致了地方國有資產的結構性重組。

“国退民进”

2001年，朱鎔基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及韓國總統金大中會面

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奉行大型財閥與政府緊密結合、跨行業混合經營模式的日本與韓國企業相繼陷入破產或債務困境。這給中國決策層帶來了深刻啟示，意識到盲目擴張的多元化國企同樣具備極高風險。朱鎔基的改革方針隨之發生戰略性轉移，實施「国退民进」的資源再分配。國有資本開始自覺且有步驟地從紡織、家電、食品、零售等一百多個競爭激烈、市場化程度高的輕工業領域中逐步退出，留出空間給民營經濟與外資企業發展；與此同時，國有資本則向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資源、能源、重化工業、電信、交通運輸與金融等戰略性部門集中，在這些核心領域形成國家主導、甚至中央企業壟斷的局面，從而確立了現代「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架構。

“三年脱困”

在1998年就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面臨國內外經濟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提出了「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系統化施政方針。 一個確保，是指確保中國年度經濟增長率達到8%（即當時通稱的「保八」），通貨膨脹率嚴格控制在3%之內，並在亞洲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浪潮中，堅持人民币不貶值，以此穩定了東亞經濟大局。 三個到位，第一是實現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擺脫困境，即用三年時間（1998至2000年），通過「債轉股」、組建信達等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財政貼息等組合拳，使大部分虧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扭虧為盈；第二是深化金融系統改革，徹底將中央銀行與地方財政脫鉤，成立大區行，強化金融監管並防範系統性風險；第三是大幅削減政府機構規模，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原有的四十個部委精簡裁併為二十九個（例如撤銷了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等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國務院機關人員編制精簡一半。 五項改革，則包括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實行購銷分開、順價銷售）、投資融資制度改革（大幅減少政府行政審批，引入市場化評估）、住房制度改革（終止延續數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商品化與市場化的住房供應體系）、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及財政稅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深化分稅制，清理取消各類違規亂收費，實行「費改稅」）。朱鎔基強調，要把機構精簡和冗餘項目省下來的財政資金，高比例投入到科學研究與基礎教育中，全面實行科教興國戰略。2002年，他在任期尾聲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表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已基本實現。

中国入世

主条目：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9月11日，朱鎔基與時任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會面

1999年4月，朱鎔基應時任美國總統比尔·克林顿之邀開展訪美行程，並於華府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進行磋商。在談判期間，儘管中方中斷了部分長期堅持的保護政策，美方亦於中方代表離開前夕、單方面在白宮網站兩度發表未經簽署的「聯合聲明」，惟因美方受其國內政治阻力而未能在當時達成最終協議。同年5月發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中美入世談判陷入停滯。直至同年11月，中美談判在北京重啟，雙方在多項核心條款上僵持不下。1999年11月15日，在談判進入最後關頭且面臨破裂危機時，朱鎔基親自臨場加入談判，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人直接交鋒。朱鎔基在涉及汽車關稅、電信市場開放等最後三個核心焦點上，果斷作出了讓步與堅持，最終促使雙方在當天正式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最大的障礙。此後，在朱鎔基主持的國務院推動下，中國加快了與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的談判，並大規模清理、修訂了數千部不符國際貿易規則的法律法規。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多哈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同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標誌著朱鎔基任內最重要的一項國際經濟外交戰略取得了歷史性成果。

台灣問題

主条目：海峽兩岸關係

1999年4月，朱镕基出访美国，在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记者会中被問到美軍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統一要不要有時間表，願不願意訪問台灣？朱回答：

「關於中國對台灣統一的政策，我們國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確的聲明，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再來說了。我們從香港回歸祖國就可以看到中國嚴格的在那個地方實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對台灣的政策，比這個寬鬆得多，也就是說，我們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而且我們也準備讓台灣的首腦到中國的中央政府來當副首腦，能不能當正首腦呢？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投他的票。」

2000年3月15日，即台灣新一屆總統選舉三天前，朱鎔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瑞鹏的提问，并以此警告民進黨候选人陈水扁等人：

台灣的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是台灣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干預。但是我們必須講清楚，不管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都不能允許！這就是我們的底線，也是代表十二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心聲。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誰贊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就支持誰，我們就跟他談，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因為你不得人心，你違背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人心，你也違背了全世界華裔、華僑的人心。我們中國人都記得，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来，中國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來侵略勢力欺負凌辱的歷史，台灣也是多年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統治和佔領底下。回想當年，中國是何等的貧窮積弱，但是，我們還是喊出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並且為此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當時的救亡的歌曲，我當時只有九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唱這些救亡歌曲的時候，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我就充滿了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那麼，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能允許自古就屬於祖國的領土的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嗎？絕對不能！ 現在有些人在計算，中國有多少飛機，多少軍艦，幾個導彈，結論是中國人不敢打，也不會打。按照你這種計算，希特勒早已統治全世界了！你不懂中國的歷史，你不知道中國人民一定會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這幾天，台灣的選情，波譎雲詭，急轉直下，用盡了權謀手段。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不就是有人要讓台獨勢力上台嗎？前天，台灣股市重挫617點，它集中地反映了台灣人民對「台獨」勢力囂張的憂慮，他們擔心「台獨」勢力的上台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平！我們認為這種擔心和憂慮是邏輯的必然，是關係到每一個台灣人的切身命運的。現在，台灣人民面临著緊急的歷史時刻。何去何從，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但是，我們相信台灣人民的政治智慧，我們相信台灣同胞會作出明智的歷史決策。但是還有三天呢，世事難測。台灣同胞，你們要警惕啊！Thank you.

香港問題

2002年3月中，朱镕基在全國人大閉幕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談及香港：

「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在近期以內能夠超過香港，這一種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當前所面臨的暫時的經濟困難，對此我們是有信心的。[...]但香港的優勢還未完全發揮。[...]今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地位應該作一些調整，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的發揮，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

朱鎔基並說中央有關官員已經與香港方面進行磋商怎樣幫助香港，隨著中國加入了世貿，機遇將更多，他相信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首度以国务院总理身份訪問香港。當時董建華政府對產業轉型苦無良策，而SARS疫情在11月16日剛從廣東爆發，朱镕基特地脫稿演講，被視作為香港回歸打氣，他的發言在後來屢被重提。朱鎔基指出：

「你到中国去发五十年长期香港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内地人民会跟着我一起买，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信心，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哪一个水平都比内地的城市高，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前途的，有什么可怕。[...]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退休生活

2002年11月15日，74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国务院总理，正式告別政壇，開啟退休生活。退休後的他長期保持低調，以不谈工作为原则，偶尔在国家重要会议、庆典场合、高校以及文艺活动中露面。他也得以投入更多精力研习京剧和二胡演奏等毕生兴趣，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唱戏和拉京胡上，進一步提高自身對京劇老生唱腔的研究及在演繹上的專業水平。

2009年起，朱镕基陆续整理其担任地方及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回答记者提问和讲话内容，并于同年9月出版发行纪实文稿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使其退休生活再度受到輿論關注。同年10月1日，朱鎔基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慶典，以黑西裝、白襯衣、黑領帶配戴黑墨鏡的獨特裝束，與其他退休領導人一同出席天安門城樓的閱兵式及群眾遊行。

2011年4月1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此书作序。首发式上播放了朱镕基的英文讲话。他说自己一生坚持讲真话，并回顾了他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的经济成就。不过并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内容。同年4月22日，朱镕基返回母校清华大学，并于其曾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出席活动。其间一反9年来不评论时政的态度：不仅调侃了现行的审查制度和宣传制度，号召讲真话，讲实话，还高调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谴责大学假论文、基础教育不足等问题；反驳了税收政策制约地方财政的说法；并针对亿元汽车事件表态，称不主张花那么多钱补贴汽车产业。期间还向同学们赠送《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的样书和《中国农民调查》，称希望同学们用事实去对照书中讲法，看后者讲得究竟对不对。朱镕基说，希望大家看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同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中国大陆上市，该书收录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据悉，该书收录的收录文稿、内部讲话多数首次公开。香港镜报披露朱镕基的私下谈话，显示朱镕基这次现身，是深思熟虑，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朱镕基说：“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2012年春节，朱镕基出席了上海春节京剧晚会，并当众讲话。

2013年，他率先捐贈2000萬元人民幣版稅，用於設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義務教育學校特困學生救助基金。根據2014年10月發布的胡潤慈善榜記載，朱鎔基在過去一年間將其撰寫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和《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所得的全部版稅悉數捐贈給其親自創立的實事助學基金會，累計資助金額高達2398萬元人民幣，主要用於改善貧困地區學童的營養餐、設立獎助學金以及扶助特困教師。

2015年9月，他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抗日战争70周年阅兵。

2017年10月，他与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8年10月，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9年9月28日，他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身份致信该院2019级MBA新生。

2020年後，朱鎔基由於年事已高，極少公開露面。2020年10月，在其92岁生日之际，親近親友對外發布了朱鎔基在醫院慶祝壽辰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穿紅衣，身旁擺放著清華經管學院等單位致送的花籃。此後，在202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鎔基雖然因身體原因未親自出席，但依然在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之中。

因病離世

主条目：朱鎔基之死

2026年8月12日，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聯合發布其訃告，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2026年8月18日，官方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举行了朱镕基的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后被火化。同日，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及驻外使领馆等地为其下半旗致哀。新华社播发了朱镕基生平及部分生前照片。

家庭背景

朱镕基与劳安合照（摄于1956年）

朱镕基祖籍安徽凤阳，世居湖南长沙安沙乡棠坡，是為當地望族。朱氏家族嚴格遵循明太祖朱元璋於《皇明祖訓》中所制定的宗室命名規則。明太祖當年為其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支派親自賜下二十字的字輩太廟徽號詩，其內容為：「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理原諮訪，寬鎔喜賁從」。依照此一宗法規定，岷王後代歷代子孫的起名需依序使用詩中的字作為輩分。

依照朱氏族譜的字輩排行，朱鎔基的祖父名為朱訪緒（屬「訪」字輩），父親名為朱寬澍（屬「寬」字輩），而朱鎔基本名則帶「鎔」字。該序列與《皇明祖訓》中岷王後裔第十五代至第十七代的命名規則完全契合，故有學者推斷其確為岷王朱楩的第十七代後人，亦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世孫。

• 祖父：朱恩綍，譜名「訪緒」，號「荷生」，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順天鄉試舉人，歷任河南試用道，充陸軍小學堂總辦。
• 父親：朱寬澍，字「希聖」，於朱鎔基出生前已病逝，故後者乃其父之遺腹子。
• 母親：張氏，於朱镕基12歲期間病逝，故後者由其五伯朱寬濤負責繼續撫養成人。
• 妻子：劳安（1929年8月16日—），湖南長沙人，高級工程師，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曾在中國國務院冶金工業部及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長期擔任技術與管理職務；於1956年與朱鎔基在北京結婚。
  • 女兒：朱燕来（1954年6月—），先後獲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碩士學位以及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學成後投身金融界，曾任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助理總裁及副總裁等職務；曾連續擔任多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 兒子：朱云来（1958年7月29日—），於1994年獲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氣象學博士學位，隨後轉攻金融，獲得芝加哥德保羅大學會計碩士學位；曾任職於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FSB）等國際知名投資銀行；1998年加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並於2004年至2014年期間擔任該公司行政總裁，為中國金融投資領域的資深專家。
• 妻舅：劳特夫，妻子勞安之兄長，為朱鎔基的中學同窗兼好友。

任內政策影響

朱鎔基在任內大力推進的反腐敗工作、精簡行政機構以及提升國營企業運行效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伴隨這些激進改革而來的劇烈社會陣痛，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及學術界長期的反思與異議。首先是「下崗大潮」引發的社會危機。國企改革中的破產、兼併與「減員增效」，導致東北、大西北等傳統工業重鎮大批國有企業職工在極短時間內集體失去工作。據不完全統計，該時期下崗職工總數達數千萬人。由於當時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養老、失業、醫療保險）尚處於篳路藍縷的建構階段，安置補償資金發放不到位，致使無數下崗職工家庭陷入生活困頓，心理落差巨大，民間因而流傳著「朱嘴一張，工人下崗」等順口溜。

其次是「高等教育產業化」與高校大幅擴招政策。該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延緩了中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的壓力，並擴大了內需，但由於教學資源未能同步跟進，導致幾年後大學畢業生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出現結構性「大學生過剩」與「就業困難」的社會新問題。 此外，知名歷史與經濟學者如楊繼繩撰文指出，朱鎔基的經濟思想本質上仍帶有濃厚的中央計劃經濟與國家統制色彩，其改革雖然引入了市場機制，但本質上是強化了國家對核心經濟資源的絕對控制（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但無論歷史評價如何演變，不可否認的是，在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物質財富、工業製造能力與農業生產實力皆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徹底扭轉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未能根本解決的絕對飢荒與全物資匱乏局面。與此同時，通過強力的宏觀調控，成功使高熱的經濟「軟著陸」，長期困擾經濟的惡性通貨膨脹得以消除，甚至在1998與1999年間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極為罕見的連續兩年物價消費指數（CPI）輕微下降的穩定局面，社會整體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得到了相對的緩衝。部分經濟觀察家則認為，朱鎔基時代通過稅制、國企與金融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巨額財政財富與制度紅利，在很大程度上為隨後温家宝接任總理期間的經濟黃金十年奠定了堅實基礎，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後續任期內的大規模財政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這段改革轉型期所積攢下來的財富。

評價

正面評價

朱鎔基是中國高層內部公認深諳現代經濟規律與宏觀調控的領導幹部。他在經濟領域深耕逾半個世紀，積累了深厚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憑藉敏銳的戰略思維、雷厲風行的雷厲作風、敢言敢為的鐵腕特質以及嚴格的行政要求，他所主導的各項重大經濟改革方案皆得以高效推進並取得歷史性變革。

在地方與中央任職期間，他親自操盤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中國開啟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新引擎。隨後，他主持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徹底扭轉了「弱中央、強地方」的財政困境，建立了現代國家財政框架；在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下，他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成功穩定東亞經濟大局。同時，他採取果斷措施處置了海南房地產泡沫，並重塑了銀行與金融體制，防範了系統性金融風險。

出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大力推行國家行政部門精簡，全面實行政企分開；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談判，他以高超的談判藝術與堅定決心，克服重重阻力，推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催生了隨後二十年的經濟騰飛。在其任內，中央政府運轉保持著極高的高效與廉潔度，其宏觀調控手段被海內外經濟學界視為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經典範例。。

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的联合讣告中，朱镕基被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讣告称其“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其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經濟學人》概括朱鎔基的主要成就包括「控制住年度通脹率（當時已飆升至24%），重塑中國的稅收制度以充實國庫，同時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管控。他不僅削減了各種繁文縟節以吸引外資，還淘汰了一批腐敗無能的官僚，更培養並提拔了一批經濟、金融專家。這些專家在他退下之後，陸續長期擔任政府要職。他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將數百家虧損的國企私有化，並主導了促使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相關改革與談判」，同時形容自其2003年退休後，中國再無總理能媲美他的改革成就。

負面評價

然而，朱鎔基推行的「激進式」與「硬著陸」改革，在取得巨大宏觀經濟成就的同時，也讓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轉型代價，至今仍有廣泛爭議。

首先，在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針下，大批中小型國企紛紛倒閉或改制，在極短時間內導致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面臨下崗分流。由於當時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再就業安置機制嚴重滯後，造成了龐大的城市貧困群體，無數家庭在失去鐵飯碗後經歷了長期的生活艱辛與陣痛。 。

其次，在其任內全面啟動的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及教育產業化改革（俗稱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雖在短期內極大地激活了民間消費與市場活力，但在配套福利與兜底機制不足的情況下，市場化轉型迅速演變為商品房價格攀升、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高等教育費用激增等結構性問題，導致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被批評為將原本屬於公共福利的領域過度市場化。

此外，在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實力大幅增強，但地方政府財政留成銳減，導致基層財政權力與支出責任嚴重不對等。這直接導致許多地方政府將財政壓力向下轉嫁，導致基層農民負擔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普遍超重，甚至在多地激起農民運動與群體性暴力抗爭。儘管朱鎔基隨後緊急推動農村稅費改革並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期彌補，但這段時期的基層治理危機與社會矛盾激化，仍成為其行政團隊受到歷史審視與指責的主要焦點。

影视形象

刘晓波及信力建等多位政论人士认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实际上原型是朱镕基改革，是对他推行改革的颂扬，雍正帝实际上是影射的朱镕基本人的形象。亦有部分政治学者对此观点不予苟同。

個人文集

• 2009年9月5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按时间排序。第一部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的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第二部分，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第三部分，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是演讲和答问的全文；第四部分，在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的部分内容。

• 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共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 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任副总理，1992年10月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 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
  • 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任国务院总理）
  • 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 2013年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收录其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

参考文献

来源书目

• 王习加 (编). 伟人故里，雷锋家乡——近代历史名人撷英：魅力朱镕基. 《长沙史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097-6662-0. 
• 杨中石. 朱鎔基传.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5953960. 
• Brahm, Laurence.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朱鎔基傳：朱鎔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 由丁力翻译. 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2. ISBN 978-988-8694-72-3. 

外部链接

• 朱镕基著名讲话合集（视频）
• 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南方周末》
• 维基新闻社群发布的短讯：江时代最后总理朱镕基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李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繼任： 温家宝
前任： 姚依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一） 1993年3月—1998年3月	繼任： 李岚清
前任： 李贵鲜 （国务委员兼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任） 1993年7月—1995年6月	繼任： 戴相龙
前任： 江泽民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1988年4月－1991年4月	繼任： 黄菊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 1989年8月—1991年4月	繼任： 吴邦国
教育職務
新頭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84年—2001年	繼任： 赵纯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順序
前任： 李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位列第二）	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位列第三）	繼任： 李瑞环 全国政协主席 （位列第四）
前任： 李瑞环 全国政协主席 （位列第四）	第14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位列第五）	繼任： 刘华清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位列第六）